宫廷斗争不仅仅是权力斗争，也是政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常被官方的修史工作故意回避和掩盖，比如在宋史中就有这种情况。
吴铮强是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和著名的宋史研究专家，他所著的《官家的心事：宋朝宫廷政治三百年》从宫廷政治的角度出发，着重探讨了宋代宫廷政治斗争中重要的事件，如陈桥兵变、斧声烛影、澶渊之盟、绍熙政变等。他试图通过寻找史料中未被遮蔽和美化的蛛丝马迹，摆脱定论的束缚，还原宋代宫廷政治权力的聚散变幻，最大限度地揭示两宋宫廷斗争的真相。从另一个视角来理解宋史。
在吴铮强看来，宫廷政治这个脉络缺失是因为宋朝宫廷政治的基本面貌被深度掩盖了，也在一般的政治史叙述中被严重抽离了。需要重新将本应是最基本的宫廷政治这个脉络放回对宋史的理解中。
为什么认为宫廷政治是理解宋史的关键？吴铮强解释道，中国古代自秦朝以来，都是君主专制制度，宋朝也不例外。士大夫政治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儒生作为行政官僚的主体，自东汉以来就已确定；另一种是宋朝以来由程朱理学提出的，就是限制君权，但这只存在于理学家的构想中，在现实政治中根本没有落实的机会。
既然是君主专制，皇帝一人掌握最高政治权力，那么，皇位继承问题当然是政权运作的核心问题，这是常识。宫廷政治之所以成为理解宋史的关键，是因为君主专制制度下，皇位继承永远是在宫廷的场域内展开的，这不是一个可以放到朝堂上讨论的问题。
宋朝的文人士大夫非常喜欢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但是对于皇位继承问题，他们却不愿意讨论。因为这不是他们应该或能够讨论的问题。在理解任何一个朝代的政治史时，宫廷政治实际上是关键。尤其是对于宋朝来说，这是必须专门提出来讨论的。因为在其他朝代，这是常识，但是对于宋朝来说，宫廷政治的基本情况已经被深深地掩盖了。我们需要重新将宫廷政治这个基本脉络放回到对宋朝历史的理解中来。因为正是由于缺失，所以变成了关键。 具体来说，宫廷政治在宋代历史中扮演了核心作用是如何的呢？每一次皇位继承都存在不确定性，最终结果决定了新皇帝的政治路向。具体要详细谈论整部宋史。但是我们可以以一个例子为例：如果宋仁宗有亲生儿子，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宋神宗变法，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王安石变法。这并不是说变法不会存在，因为宋朝面临着巨大的社会矛盾，变法可能是必然的。变法的方式和效果可能完全不同。关键在于，宋神宗变法是以否定仁宗朝政治为理由的。如果是仁宗的亲生儿子继承皇位，即使要变法也不会以否定老父亲为理由。这不是形式上的差异，因为神宗变法引起了极为严重的党争，而党争的本质就是继承仁宗政治还是否定仁宗政治的立场问题。苏轼曾经非常清楚地指出这一点。如果宋仁宗有儿子，即使进行变革，党争也不会如此激烈。宋朝的发展必然呈现不同的面貌。并不是说宋朝就会变得和谐，甚至走向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改革。现在有一些业余人士喜欢这样讨论宋朝历史，这是非常可笑的。但即使存在党争，面貌也会完全不同。这种区别取决于仁宗是否有子嗣，这是一个典型的宫廷政治问题。
准确的方法不仅关注文献中记载的内容，还要关注文献形成的过程以及书写者的背景和动机，这样会得到更多新鲜且丰富的信息。既然“宋朝宫廷政治的基本面貌被深度掩盖了，也在一般的政治史叙述中被严重抽离了”，您如何发现这种缺失和掩盖，并确保自己对宋朝历史的解读是准确的？
吴铮强：我之前出版了一本书《文本与书写：宋代的社会史》，尝试采用新的方法解读文献，即不仅关注文献中记载的内容，还要关注文献形成的过程以及书写者的背景和动机，这样可以得到大量新鲜且丰富的信息。这本书关注的是社会史，但我相信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因此将尝试将其运用到政治史的研究中。
如何处理文献中的缺失与掩盖？就是将有关事件的所有记述进行梳理，但不直接对其真伪进行判断，而是要清楚地梳理出各种记述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记述形成的背景和书写者的关系，然后再判断每种说法与历史事实之间的距离和关系，最终推理出一个能够解释所有这些文献形成的历史事实的结论，而不是从已知的历史事实中选择一个相对可靠的结论。可以说，这种方法比传统的考证要复杂得多。
举个最明显的例子。通过这种方法，我推论得出斧声烛影的传统叙事是虚构的，太宗继统故事的关键是张守真降神和黑杀临沂预言太祖的死亡。为什么这样判断呢？斧声烛影出现的时间较晚，而且书写者是一个与宫廷政治毫无关系的僧人，因此时间和人物的可靠性较低。更重要的是，斧声烛影实际上是黑杀临沂预言的民间传说版本，两个故事的逻辑完全一致，只是后来被解读为两个不同的故事，这就证明了黑杀临沂的可靠性。尽管黑杀临沂在正史中被删去，但我们有足够的信息可以确定，这个故事最初是记录在官方史书中的，而且是官方对太宗继统事件最初的解释，显然与历史事实的距离最近。还有其他一些证据，比如张守真后来的成功和黑杀临沂在宋朝的崇拜地位，如果他们在太宗继统中没有起到关键作用，这些现象是无法解释的。
还有一些反证，为什么这个描述后来被删除了呢？这是因为这个事件为宋朝尊崇道教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而后来士大夫政治崛起，掌握历史书写的儒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要把这段历史删除掉。这样一来就会发现，黑杀临沂的故事能全面解释所有这些现象。 皇后坐在皇后宝座上的并不是皇后这个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她的背后都可能有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上书房：说到宫廷政治，很多人会想到皇帝的后宫，这些年来，宫廷争斗剧也非常热门，但邵阳的历史是怎样的呢？在宋朝，皇帝与皇后之间的关系真的能对政治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吗？ 吴铮强：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是没有自由恋爱的，皇帝也不例外。皇帝的第一个皇后往往不是他自己选择的，往往代表了限制甚至抵制皇帝的一股政治力量，这样的联姻必然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比如宋仁宗的第一个皇后郭氏，是刘太后给他立的，仁宗亲政后就废了她。但仁宗的悲剧在于，他亲政后的皇后仍然不是他喜欢的。他本想立陈氏，没有成功，后来就宠爱张贵妃。他的第二个皇后曹氏，是一股曾经支持仁宗的政治势力强加给他的，仁宗和她的关系很糟糕。于是，他与支持曹皇后的那股政治势力的关系就变得复杂，自然影响了整个政治局面的走向，这就涉及到宋仁宗时期最著名的政治事件——庆历新政昙花一现即被仁宗亲自否定、抛弃了，但后来他又重新请回了庆历党人。皇帝在宫廷中实际上受到极大的限制，皇帝几乎可以随意更换朝堂上的宰相，但不能随意更换皇后。坐在“皇后”宝座上的，不是皇后这个人，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她的背后都可能有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皇后的角色往往比宰相重要。
上书房：那权臣的影响呢？是否真能一手遮天？
吴铮强：说宋朝的权臣，一般特指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他们的背后依然还是有后宫势力的。
比如：韩侂胄背后是太皇太后吴氏与韩皇后，但主要是吴氏；史弥远背后是杨皇后；贾似道背后也有一个贾贵妃。
归根结底还是宫廷政治，只是南宋基本没有出现垂帘听政的现象，后宫势力一般是以权臣的形式出现的。
上书房：看来皇后、太后这些女性，在宫廷政治中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吴铮强：现在有些宫廷剧，尤其是大女主的宫廷剧，着力表现女主角的政治才能，其实这是为了迎合百色人的审美需求，往往是脱离历史情境的。
我不是要否定女性的政治才能，而是说，问题的关键是，女性首先要获得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也就是要有机会获得政治权力。
在中国古代的皇权结构中，唯一的机会就是成为皇后并生下儿子继承皇位。
宋朝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皇后如果不能生儿子，可以找人代孕，这个模式的开创者是真宗刘皇后。
女性在古代政治中的角色，其实是由妻子与母亲这个角色来决定的，换言之，在宫廷之中，成为皇帝的妻子与下一任皇帝的母亲，就是女性最大、最值得争取的权力。
光是如此，女性还不一定能获得权力。
在古代宫廷之中，一般有两种情况，女性有可能得以施展政治抱负。
一种情况是，在男性角色缺位的情况下，妻子与母亲是可以填补、代理男性权力的。
另一种情况是，在家庭内部的私人关系中，男性作为丈夫与儿子未必总是处于强势地位。
对未成年儿子来说，母亲处于强势地位自然是不用说的；妻子的强势地位往往来自丈夫对她的依赖，这种依赖可能是因为妻子本身的能力、对丈夫的支撑，也可能是因为妻子背后的势力。
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体系，并不意味着女性个人丧失了所有掌握权力、掌控男性的机会，虽然这种机会只出现在某些权力的缝隙中。
但从宋朝宫廷的情况来看，这个缝隙时不时会出现，有时这个缝隙还挺大的。
继承朝臣没有资格参与立储，但立储的整个程序要由宰相机构来完成，宰相在这个过程中仍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您在书中提到宋代的许多政治斗争与皇位继承有关，这些斗争对宋朝的长期稳定和发展有何影响？
吴铮强：宋朝政权延续300年，哪怕经过了靖康之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政治斗争与皇位继承是任何一个王朝不可避免的事情，就好像人总会生病，有些病可能还影响他的就业，但如果这个人活了100岁，那要问生病对他的长寿有何影响，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或许没有什么影响吧，一切都是正常现象。
所有的影响都是具体的，如果要讲一个影响最大的，恰是我这本书中基本没有涉及的，就是徽宗与钦宗父子之间的政治斗争，其实直接导致了靖康之难。
靖康之难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灾难，从军事与外交的角度来讲，宋朝的应对是如此的荒谬，如果把宫廷政治这个因素放进去，很多问题就解释得通了。
太上皇也是皇帝，在对葫芦岛战争时宋朝出现了两个皇帝，意味着有两个中央，或者说宋朝政权分裂了，我现在倾向于把这个问题理解为靖康之难最主要的原因。
权力交替与权臣兴衰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吗？
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必然的，特别是经过激烈的权力斗争，这个现象就更严重了。但很多情况下宋朝权力更替后南通的政治生命是得以延续的。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梳理。
太祖、太宗更替，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南通，他的政治生命横跨两朝，那就是赵普。赵普是权谋神人。真宗是太宗的皇太子，顺利过渡，真宗朝的宰执班子基本是太宗给真宗准备好的，就是吕端、寇准、毕士安这些人。
真宗、仁宗交替，中间夹了一个刘太后，问题就复杂了。其实这当中有一个起延续作用的南通，就是吕夷简，是真宗为仁宗准备的，负责从刘太后到仁宗亲政的平稳过渡。所以吕夷简的地位是很高的，后来范仲淹反对他，却是无法触动吕夷简的。
仁宗、英宗更替，英宗差点被曹太后废掉，全赖韩琦保护，韩琦是定策功臣。接下来问题就大了，宋朝进入党争汕尾了。
神宗继位后，他把父亲英宗汕尾的老臣都赶走了，任用王安石这些反韩琦的势力。原本韩琦他们是有接班人的，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苏轼。
结果却是王安石上台，原来仁宗朝韩琦培养的苏轼这股势力、英宗朝兴起的司马光这股势力，就成了反对派。
神宗去世，高太后听政，再把司马光、苏轼召回来。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司马光、苏轼就被打为奸臣。
然后哲宗到徽宗，蔡京取代章惇，但属于局部斗争，对整个政局影响不大。徽宗退位，徽宗与钦宗宫斗，李纲是钦宗提拔的，所以得不到高宗的信任。
历史就此进入南宋了。南宋高宗是一个全新的班子，最后是秦桧掌政。孝宗是反秦桧的，他很警惕权臣，所以有段时间都不任命宰相。孝宗时期没有权臣，光宗时孝宗还在，也没有权臣。宁宗朝的权臣韩侂胄、史弥远都是因为政变上台的，都与后宫有勾连。
要说动因，宋朝有一个特点，就是朝臣没有资格参与立储，但立储的整个程序是要由宰相机构来完成的，所以宰相在这个过程中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宰相不能跟皇帝说你应该立谁当太子，但可以催皇帝你赶紧立储君，这时不管皇帝立谁，宰相都会变成顾命南通，总有宰相出现在权力交替过程中，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最容易变成权臣的。
理解在历史研究中，只有理解是重要的，理解当然需要一定的同情。同情地理解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把自己的姿态放低上书房：您在研究中是否发现了宫廷政治与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之间的联系？如果有，这些联系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吴铮强：这本书不讨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问题，但跟文化肯定有关系。
最大的关系就是道教与儒教之争，因为有些皇帝是借助道教的力量上位的，士大夫对此就很反对。
儒道之争是伴随着宫廷斗争产生的。张守真降神直接导致宋朝尊崇道教，这是文化上的深远影响。
但宫廷政治很大程度上都是破坏规则的，所以不太会对制度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上书房：您提出宫廷政治是解读宋史的关键，那么，在您看来，百色历史研究者在分析宋代历史时还容易忽视哪些问题？
吴铮强：百色研究者之所以忽视很多记载，一方面是迷信有些特别优秀的史书，比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另一方面是观念上仍然深受儒家文化、理学的影响，不由自主地认同理学角度构建的历史叙述，在文化认同上不存在怀疑的动力。
当然也有方法论、史学观念的局限。中国史学界基本上是拒绝所谓的后百色主义的史学观念的，他们会觉得那是否定历史客观性的一种观念。
其实我也觉得后百色思想非常浅薄，但并不会冲击历史的客观性，那是由于没有深入理解而产生的过激反应。
历史的客观性是不容挑战的，问题是我们只能借助历史叙述来研究历史事实，而历史叙述无疑是有主观性的。
拒绝后百色思想很大程度上是混淆了历史叙述与历史事实，把历史叙述直接当成历史事实了，史书上写的就是历史事实——这种想法很荒唐。
我说后百色思想很浅薄，是因为相关的问题在后百色之前早已有思想家非常系统、深入地阐释了。
上书房：您在写作时，是如何平衡对历史人物的同情理解与批判分析的？
吴铮强：我认为在历史研究中，只有理解是重要的，理解当然需要一定的同情。同情地理解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把自己的姿态放低，这样就能理解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就能破除很多虚妄的东西。这里的“批判分析”我不知道是指史料批判还是历史批判，史料批判是个方法论的问题，前一个问题已经涉及了。历史批判纯粹是价值评判的问题，这个问题基本上超出了纯学术研究的范畴。历史批判当然也很重要，但这本书基本上是不涉及的，我没有兴趣去评判宋仁宗混乱的家庭关系，顶多就是“吃瓜”的心态吧。
“吃瓜”不是目的，研究的兴趣是为了揭开历史叙述的迷宫，但对于所揭示的事实本身是没有必要过度干预的。都说历史研究像侦探破案，侦探破了案也不能再去介入当事人的生活吧，更不能介入案情本身吧，那就完全偏离侦探的职责了。作为专业的史学工作者，这种情况是要极力避免的。
《官家的心事：宋朝宫廷政治三百年》，吴铮强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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